我们的共同家园｜国家公园，有生命的“国家宝藏”

实际上，内需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。

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拉美怪圈拉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普遍实施赤字财政─负债增长战略，从而轻松地避开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衰退，该地区在1973-1980年的经济增速达到5.5%，大大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速。但如前所述，这些举措都需要举债来实现，但这并不是难题，关键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有没有意愿和动力去做这些事情，如果不转变政府职能，恐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标的全面实现，又会遥遥无期。

因此，今后城镇化推进的力度，将更多地取决于各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能力。对服务民生而言，就是要让公共服务产品的效用最大化。否则，重复建设、资源浪费现象就无法根治。要实现经济转型，前提是政府职能也要转型。你可以列举很多理由来解释发展贫困地区的意义有多大，你也可以用西部地区目前经济的高增长来证明投资西部是正确的，但未来10年，你的投资回报率有多高呢？能否还得起银行贷款？你可以让中央财政为你的低效投资买单，但你能否留得住若干年后倒闭企业的失业工人？在中国，规模不经济的投资活动比比皆是，且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所主导的。

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为例，由发改委牵头负责的方案起草工作，自2004年启动以来，已历时八年之久。今年1-10月，仅地方融资平台发债规模已近6000亿元，超出去年全年1500多亿，这表明政府债务水平仍在快速上升。所以我们看到，经济成功了不等于人民就幸福了，这个等号现在在中国肯定不能画的。

本报记者专访了邓钢教授，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解读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及可能的趋势。而官方资料和统计数字说工业增长是一直进行的，这就说明了，当时中国工业产值变化是靠剪刀差获得的。用人为的手段干预经济、操纵价格，游戏规则和西方不一样，所以很多国家对此是非常有戒备的，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，收购外国企业的时候总是遇到麻烦-道理很简单，你进来以后然后按自己的方式操作，自由市场就完了。实际上，严格地说，这是一种去工业化，并没有往前进。

实际上，一旦政府掌握资源就不再是为多数人谋利益，而是借机为少数人谋利益了，这是人的劣根性决定的。清朝时期，国家仅仅控制GDP的1%左右，现在中国政府控制了30%-40%。

为什么呢？中国变化的大方向是现代化、工业化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都是得失相当或是失大于得。政治方面，过去的中国领导者、政策制定者，那些计划经济的决策人，基本都算共产党的革命干部，这些人不够专业，虽然有热情，但不够专业，挺难为他们-让他们脱了军装管理国家。在历史上来看，一旦前者超过后者，一般来说不会发生倒退了，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只能往前走了，已经退不回去了。你的研究中提到，晚清和民国的腐败并不严重，那么与此相比，现在中国的腐败有哪些不同和危害呢？邓钢：晚清和民国有一个和腐败抗衡的机制就是私人企业，私人占有权。

现在这一两代国家领导人，都受过非常良好的高等教育。其实是所有权制度，所有权解决了中国也可以控制腐败。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，今天的中国处在什么样的位置，会往哪儿去？伦敦经济学院的邓钢教授是经济史研究专家，一直在做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的研究，近期出版了新书China's Political Economy in Modern Times：Change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，1800-2000（《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体系：变化及其后果（1800-2000）》），系统梳理了中国200年的政治经济变化。我觉得这届政府一定要加强民众的安全感，这种安全感跟中国的法治健全有关系。

像香港和新加坡，也不是一下子就很清廉的，他们也花了一代人时间。这是非常大的变化，这是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一个象征。

现在这些官员，好多都是大学同学，一起长大的，和民间的距离很短很近，这容易和民间出现某种互动。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，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劳动成本都比发达国家低很多。

垄断是对内对外都不利，而且违背了开放经济的初衷。而这次（1979年之后）比上次好得多，因为上次才十年，这次一下子发展了三十多年。能源、交通、通讯、地产，都由政府包办，未来中国很可能在这些问题上遇到一些麻烦，引起民众的不满。所以中国劳动力有待提高素质，提高素质的直接后果有两个：劳动生产力会提高很多，工资同时会上去。吸收的党员和各级干部与老百姓的距离不是很远了。过去中国的传统是不与民争利，让老百姓先富起来。

但有一条是不能变的，就是产品必须升级，放弃低端产品。我觉得有个误导-只要民主化了，一切都好了。

我明显感觉人民没有安全感，吃东西可能就中毒，空气污染很厉害，公共交通又那么挤，开车又堵车，自来水很多城市不能随便喝，其实说白了，这种不安全感就是不幸福感。再一个是深度很深，就是说各个层面的官员都可以来捞一把，层层都有权力，可以变成金钱的利益、物质的利益。

几次宪法的修订、党章的修订，已经把党的任务转到发展经济上来了，执政党的主要任务不是夺取政权，不是革命，而是要让老百姓在经济上要有好处，能看见的好处。中国官员职业化、专业化是改革以来最大的变化。

反腐最简单的就是放弃国家垄断，人人都持股，打击寡头垄断，防止资本高度集中。相反，如果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垄断，有了民主一样不行。所以，第一腐败的面积很大，到处都是政府在控制，只要有政府官员就可能出现腐败。时代周报：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，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越来越突出，例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、大型国企的垄断，以及跟周边国家关系等等，这一些列的问题对中国的影响是怎么样的？邓钢：这三个问题是相关的。

新一届领导班子必须对垄断有所管束。以前那些战争的功臣，老百姓很难理解他们，因为这些人是完全从不同背景出来的。

中国富裕了，强大了，国家是第二经济体了，应该让老百姓感到越来越安全，幸福的指数越来越高。其实最重要的是垄断，垄断引起的收入不平等，引起的国际关系紧张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直接的问题就是谁占有这些资源？全民所有制本身就有很多问题，并不是真正的全民所有，而是企业领导所有，是国家所有，但国家和全民不是同义词，当国家和官员少数人控制了这么多资源的时候，这种腐败程度当然就不一样了。时代周报：的确，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价值观问题就是：经济发展是否等于经济成功，国家就成为强国，人们的生活就幸福了？邓钢：应该说经济发展、经济成功是国家成为强国的一个基础。

我想中国这么大，可以划一个区域生产船舶，划一个区域发展微电子，可以多元化发展。计划经济三十年把所有的私人企业、私人财产都没收了，一是公私合营，一是没收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。毛泽东时代搞工业化搞了那么多年，但工业就业人口，包括工厂、运输机构等的就业人口，从来没有超过7000万人，而这个时段，中国的人口实际上是翻了一番还多。他们是有这个担心的，不是纯政治原因。

在他看来，中国政治、经济转型的关键都是要解决资源垄断、产权制度问题。时代周报：经济这样迅速的增长，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？邓钢：对社会的影响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，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城市化了。

来源: 时代周报 进入专题： 资源垄断 。经济上的垄断和不平等，就造成了其他的不平等，比如说国民待遇不平等，收入不平等，城乡不平等，都跟这有关系。

所以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-人口在增加，而工业就业人口封顶了。到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村去，他们的住房条件、生活方式都都市化了，所以在农村，生活跟城里差不很多。